二 让我们举几个实例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。 《中国武术人名辞典》页144有当代武术人物“李俊卿”的一条辞条，我对这位被誉为“名镖师”的人一无所知，故不作评价，而辞条里的一句话引起我的惊诧。辞条在列述李俊卿生平时说：“曾任江苏省省长李士群保镖。”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否准确，这需要有关人士自已出来加以说明。但，无论实际情况怎样，把曾经充当李士群的保镖也当成值得煊耀的经历载入辞典，这本身是个有悖常理的现象，是无论如何都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情。 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，李士群是臭名昭著的日本特务，汪精卫汉奸集团“76号特工总部”的总头子，一个十恶不赦的汉奸卖国贼。有“杀人狂”之号的李士群，双手沾满了抗日军民和无辜百姓的鲜血，他以“清乡”有功，于1941年12月出任汪伪江苏省主席兼保安司令，此后，更加变本加利的围剿抓捕抗战军民，尤其是针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和地方抗日力量，多少人惨死在这个魔鬼的屠刀之下！我想，以李士群的阴鸷歹毒，能 给他当保镖的，怕只能是他亲任可靠的“76号”分子，或是毫无良心可言的江湖打手之流，如果李某人确有这样的经历，照理，数十年后应该深自愧疚，摭之掩之犹恐不及，怎么还有人把这当作光荣经历张扬出来，我们只能把这看成是对武德的公然蔑视，是对中华武术人文精神和价值标准的讽刺与嘲弄！ 再举一例。 有一本叫《北京武林轶事》的书，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出版，第一版的印刷量是20000册，足见流传很广，读者不难找到。该书第二页图版下方有一张注明“王侠林供稿”的照片，照片有说明云： “前左第一人吴斌楼，第四人宝善林（宝三），后右第二人王侠林，一九三九年于赴日轮船合影。” 细心的读者会提出问题，1939年是抗战第三年，北京正在日寇铁蹄之下，人民饱受苦难，而这几位北京有影响的武林人士跑去日本干什么？从照片看，他们似乎春风满面，看不出亡国丧家之痛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翻阅此书， 第325页《巾帼豪杰王侠林》一篇，及有关宝善林事迹的两篇中，都没有与这张照片有关的内容，而248页《花鞭吴斌楼传奇》中有如下一段文字，对这张照片的原委是一个注解： “吴斌楼的武功得到了当时负责武术的官员马良的赏识，他指定吴斌楼参加1939年赴日武术代表团，并点名要吴斌楼迎击日本武术名将嘉廷真雄的挑战。吴斌楼不负众望，三招两式大败了嘉廷，振奋了国威，在武术史上留下一段佳话。” 与此大略相同的说法，亦见《中国武术百科全书》页570“吴斌楼”条。这真是一段奇文！所谓“当时负责武术的官员马良”，即民族败类马良。马良一惯提倡武术是实，但作者所说的“当时”，即1939年，此时的马良却是臭名昭著、货真价实的大汉奸。马良投敌甚早，先出任济南维持会长，1938年3月6日升任日伪山东省长，成了日伪政权在北方最依重的人之一。他经常混迹北京，出入大汉奸王克敏之门，与日寇首脑频繁接触，极尽献媚之能事，1940年3月出任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。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入狱，瘐死在北京狱中。马良的无耻有一个“特色”，就是他最喜欢以“武术家”身份向日寇投怀送抱，在这一点上，他与褚民谊一南一北，可谓无独有偶。坦诚讲，我对吴斌楼、王侠林等人并无了解，亦无任何成见，我并不涉及对他们武术成就和个人品节的评价。就事论事，就以1939年赴日一事而言，毫无疑问这是一次由马良等一手操纵的媚敌活动，时间上比褚民谊、许禹生等人赴日“表演武术”还早一年。对这次活动的参加者而言，不论出于何种原因，都是不足称道的失节行为，是缺乏民族气节的表现，根本谈不到什么“振奋 了国威”，更不是什么武术史上的“佳话”。几十年后，居然将参加这次活动的照片公布天下，将这次活动做完全正面的描写，这不但表现了民族气节意识的淡漠和缺乏反省精神，而且还有欺蒙社会与误导读者之嫌，反映了武术人物的评价标准的失范与错乱。还有一个与此相类的例子。 2000年3月，我接到马志斌先生一信，他向我推荐了又一篇“奇文”。 这是登在《人民政协报》1997年11月26日的一篇题为《回忆在日本的武术“表演”》的文章，内容讲1943年，由平、津十四个国术馆选拔组成了“中国武术队”，作者牛德海作为其中一员，“参加了赴日本的武术表演。”文章说：“这次表演扬了国威，长了中国人的志气。” 文章甚长，多是浮夸虚饰之词，无须多引，只指出几点就够了。 首先，据作者说，这次活动的组织者还是马良，其性质与1939、1940那两次“赴日表演”一样，只是到了日寇败局基本笃定的1943年，还有人愿意参加这样的活动，真是咄咄怪事！马良亲自“召集北平八个国术馆，天津六个国术馆共1600多人到北平中山公园开会”，然后“选拔”了三天，选拔出125人，第四天选定29人，由马良带队赴日“表演”。对“1600多人”之说我表示怀疑，如果京津武术界确有这么多人参加“选拔”，可够得上“踊跃 ”了，这令人不解，也令人痛心！这段历史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，还需要深入考求。 其次，作者称汪伪政权下的这个武术表演队为“中国武术队”，这是极大的谬误，它所流露的意识与抗战大业的性质完全相悖，说明作者连最基本的敌我界线都分不清楚，无怪乎几十年后犹对参加这次媚敌活动念念不已：“至今思之，犹引以为自豪。” 再次，作者说，看了他与师弟王保英、龚玉福等表演的对子，“不少日本士兵点头佩服，天皇也啧啧称赞”。在举国抗战的艰苦岁月里，作者跑去日本，以天皇的“啧啧”为感为荣，这实在让人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最可嗔怪的是，作者写到宝三、王保英等表演了摔跤、哑铃之后，情不自禁，有了一段颇具“幽默感”的描写： “马良对天皇说：‘您们的再试试。’天皇不得不伸出大拇指称赞说：‘我们的不行，还是让你们中国。’表演结束，马良和天皇握手后，率队退场。在日本观众的注目中，大家一个个挺起了胸膛，吐出了在日寇铁蹄蹂躏下郁积多年的闷气。” 我想，谁都看得出来这其实是一段“小说”，是作者对影视“日语”的拙劣模仿，马良和天皇二人像是在说相声，谁听了都会啼笑皆非，莫明其妙。在作者笔下，大汉奸马良倒像是一位“抗日英雄”，“中国武术队”的队员们“一个个挺起了胸膛……”就像在马良率领下刚刚端掉一个鬼子炮楼似的。作者倒底以一种什么样的心境、什么样的感情回忆这段经历，并写下这样以耻为荣的文章，这是我们无从想像的。我只是从字里行间感觉到，作者丝毫没有任何不好意思的东西，似乎一切都很正常，而且还充满了“爱国”激情。我对《人民政协报》刊登这样的文章表示不解。恕我直言，抗战胜利半个多世纪以来，还没有见过如此公开美化媚敌活动的文章，这样的文章竟被刊登出来，应是《人民政协报》一个失误。例子就举到这里，不是没有了，而是没有必要继续举下去。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