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是如此，老子认为，统治者必须要认识到百姓的巨大力量而有所行为收敛，并要做到“忘我”、“爱民”，顺乎“民心”，和实行“契约管理”，这样做，就表现为统治者自居“柔弱”地位，实行“无为而治”的“德治政治”。于是其统治才能更加长久，从中，也才能使统治者的“无为”变“有为”。 上述的老子政治思想，在《道德经》中已经反映得很清楚了。 由此可见，老子及其《道德经》思想，特别是“柔弱胜刚强”思想，以及以“民心”、“契约”为根本的“民本”思想，和“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”主张，只有在对“国人暴动”、“共和行政”的深刻总结、反思之中，方才可能产生。 所以，只有西周“周厉王时期”，才是产生老子及其《道德经》思想的真正的、唯一的土壤。 这种认识，应该说，是符合老子思想实际的，是符合历史实际和历史发展逻辑的。 除此之外，在中国先秦的历史上都不可能产生出老子这种思想和主张。 比如，先秦历史上的“商汤灭桀”、“武王伐纣”，等等，都引发不出老子这些思想。因为这些斗争，从根本上说，都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争斗。其无视百姓的力量，最多不过就在“利用”百姓而已。故从中不能产生如老子的“柔弱胜刚强”思想，不能产生如老子的“民心”、“爱民”和“契约”、“契约管理”的思想，以及“无为而治”的“德治政治”主张。 比如，历史上的“春秋战国时期”，也引发不出老子这些思想。因为，有道是“春秋无义战”。“春秋五霸”和“战国七雄”的权利交替和更迭，不过都在演绎着诸侯国之间的争霸战争。其时，只有野心和贪欲，只有强权和兵戎，而无所谓“忘我”和“无私”、“爱民”和“民心”、“正义”和“公平”、“有德司契”和“契约管理”、“无为而治”和“德治”等等。故有的是，只有“战争”和“兵法”。 总起来说，根据上述推论，既然老子及其《道德经》思想产生于“西周时期”、“周厉王时期”，那么，老子具体的生卒时间究竟如何呢？这里，结合老子可信的岁数，可以得出以下一个结论。 即，按照司马迁所说的老子最少是160岁数的说法未免过大，同时，时至今日，世界上几乎没有能够活上130岁的人。故按照一般最长寿的估计，老子岁数当在130岁以内。以此推算，如果按照老子在“国人暴动”、“共和行政”之时就基本懂事，即按照18岁的年龄来计算，那么，将“国人暴动”的公元前871年上推18年，即公元前889年，则大约就是老子的出生时间；而老子去世的时间，则大约为公元前759年。因此，老子生卒的起止时间，大约在公元前889年至公元前759年，或者稍前稍后，即主要生活于“西周中晚期”，为“西周中晚期”人。 老子是“西周中晚期”人，还有《道德经》中所写的一些景象和事实，予以印证。 印证之一：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所写的“小国寡民”，就概括的准确的描述出了西周分封制下的社会、经济特征。这就表明，老子生活于“西周中晚期”。 西周时期，是天子统治下的专制集权主义的“大一统”社会。到了西周晚期和东周初期，分封制愈演愈烈，致使诸侯国遍地皆是。据史载，这时的诸侯国竟然多达百余个。这些诸侯国拱卫王室，划地为界，驱赶奴隶在井田上劳动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而诸侯国之间，划地为牢，互不相犯，虽然可闻鸡犬之声，但老死不相往来。这就是西周社会、经济的真实写照。因此，老子如果没有经历过这种状况，是不会有“小国寡民”这样深刻的描述的。 印证之二：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所写的“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”，就是对西周“国人暴动”的赞扬和肯定。这就表明，老子生活于“西周中晚期”。 西周时期，国民，即百姓的大的造反有过几次？答案几乎就是一次，这就是“国人暴动”。而且，它还是自夏朝以来至西周历史上的可谓唯一的一次。“国人暴动”，体现出了百姓的强大反抗力量。而这种强大反抗力量正来自百姓敢于与统治者“吾与汝皆亡”的不怕死的精神。故先有国人暴动的“不怕死”，后才有老子“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”的感叹。 甚至，应该说，老子不仅生活于“西周中晚期”，而且，“亲见亲历”过“国人暴动”、“共和行政”。为什么？因为，尽管老子是周朝的小史官，但是，如果没有对“国人暴动”、“共和行政”的直接参与、深刻了解，没有切肤的、深刻的感受，是绝对不可能产生出《道德经》这样的大哲学、大思想、大智慧的。 何况，在有据可查的众多史书中，看不见“春秋战国时期”老子与宗周、老子与众多诸侯国等等的丁点记载，全然不见了老子这时的行踪。这就表明，老子不是“春秋战国时期”人。而诸如“孔子见老子”、“老子与庄子对话”等等，诸如此类的说法，不过就是“相传”、“故事”，和“附会”而已。其实是无稽之谈，牵强附会。这也证明了老子不是生活在“春秋战国时期”。 综上所述，老子不是“春秋战国时期”人，而是“西周中晚期”人，非此莫属。正是在“西周中晚期”这块土壤中，老子深刻的总结了“国人暴动”、“共和行政”的正反历史经验和教训，并以“道法自然”和“阴阳辩证法”为指导，揭示出了“柔弱胜刚强”这一“特殊规律”和“条件”，从而缔造出了物质批判武器――“武术”，和揭示出了推进社会发展所赖以的以“民心”和“契约”为根本的“民本”思想，并提出了“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”主张，以此，对表现为“霸道”、“暴政”的“刚强胜柔弱”的统治思想基础进行了物质的、理论的彻底批判。这种批判，动摇了天子专制主义制度，打破了“天子”，即“神”的桎梏，从此，在中国历史上，人们开始把目光从“神”转向了“人”，并注重“条件”，从而开始了人类社会认识史上的哲学、思想、政治的巨大而深远的变革。 |
